44岁的文盲刘敦和想不到，他在“死”过一次又“活”过来之后，还能喝上他最喜爱的乌鱼汤。

　　一个月前的一个夜晚，他狠心地挑断6根脚筋，用玻璃碎片割掉了自己的双脚，把残缺的身体裹在被子里“等死”;他没想到自己活了下来，半个多月后的一则报道又让他命运开始转机：他成了全县甚至全国有名的“名人”。

　　以此为分水岭的境况可谓冰火两重天：之前数月甚至多年来困扰他的问题，在之后的几天里似乎全部、快速地得到了解决。

　　住院

　　“我已经说累了，比做手术还累”，他笑着和围着他的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5月14日的午饭，是一碗二哥从楼下餐馆端回的乌鱼汤，刘敦和靠着摇起的床板，满脸大汗地吃了半个小时。

　　这是截肢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告诉陪护的家属，他想喝乌鱼汤了，平日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二哥刘敦志跑到菜场买了乌鱼，找了家餐馆炖好端到病房。

　　第二天中午，二哥说再下去给他买一条乌鱼，他摆摆手说不用了。他说不能老吃，老吃就不香了，还要留点想头。

　　白色纱布缠着的两条小腿，不时还会发疼发麻，他随手准备了一根带齿的按摩锤，不时在小腿处敲打。手术后的他看起来相当乐观，还不时地问围着他拍照的记者，要不要把腿跷高一点，“如果要，我就配合你们一下。”

　　安徽省定远县爱德医院4楼的这间病房，近段时间来成为医院最繁忙的地方。光5月14日这天，刘敦和就“接待”了七八拨人，有县、乡政府以及许多记不得单位名字的领导，有看到新闻后提牛奶、香蕉前来探视的好心人，还有大批陆续从各地赶到的媒体记者。

　　“我已经说累了，比做手术还累。”他笑着和围着他的人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刘敦和没读过书，也没出过远门，县城的这家医院条件虽不是太好，但他说比起家里的床，这里躺着要舒服多了。最困难的是上厕所，要几个人把他抱着放上卫生间的马桶，他说这比家里也好多了，“以前都是在床上拉，臭死了。”

　　抱他最多的是二哥，几天来的陪护以及应付各路探视者，让他的脸色显得疲惫。他话语不多，偶尔会从脸上挤出一些笑容。他说作为农村人，和弟弟都没见过多少世面，“以前没人管，现在一下来这么多热情的人，还真有点不好适应。”

　　怪病

　　他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整天裹着一条破被褥，靠抽烟、喝酒打发难捱的日子

　　刘敦和差点死在自己的家里。

　　离开定远县城15公里，往西到严桥乡，再沿一条马路到兴南村，找到陶刘组，就能看到刘敦和灰泥外墙的一排瓦房。

　　他住在中间的两间小屋，左边隔壁是二哥二嫂家，右边是常年在外打工的弟弟的家。

　　打开刘敦和的房门，像进了一个垃圾收购点，阴冷发霉的两间小屋，一间搁着破陋的煤气灶和锅碗，另一间堆满杂乱的什物。靠墙的一张木板矮床下，丢了满地的烟盒，牌子是“渡江”，在当地卖2.5元一包。

　　44岁的刘敦和至今还是个单身汉。二嫂郑九香说，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子有时不太行，个子虽有1.75米，也能干活，但没哪个女人能看上他。最主要是穷，他的生活来源就是两亩地，收成好的话除了够吃，一年也只能卖个几百块钱。

　　二哥刘敦志说，大约10多年前，兄弟们曾凑七八千块钱，给刘敦和“讨”了个“媳妇”，外地人，也没办登记。但那女的只住了7天就跑了。这事后来对他刺激也挺大。

　　2600多人的兴南村如今也是个典型的“空巢村”，村干部介绍，平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外打工，留守的除了老人和儿童，就剩刘敦和这样缺乏谋生能力的人。“他不属于低保对象，比他困难的人还有，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申请。”

　　大约今年2月———具体的时间刘敦和自己也说不清了，他到田里施肥，回来后脚开始痒，尤其是晚上，“痒得钻心”，他就用手挠。抓了快半个月，双脚愈发严重，慢慢开始肿胀，起泡，流脓。

　　实在痒不过，他就用刀片去刮，刮胡子的那种薄刀片。起初他以为脱掉一层皮后脚会重新好起来，但到了2月下旬，他就连路都走不动了。

　　他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整天裹着一条破被褥，靠抽烟、喝酒打发这段难捱的日子。二哥二嫂这时开始给他送饭，但他吃不下，“饿了有10多天”。

　　刘敦志找到村卫生室的医生蒋学峰。村医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去了刘敦和家，那时他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很厉害，而且发黑。他开了三天的吊瓶，主要是营养水和消炎水，他拿到刘敦和家的床头给挂的。120元药费是刘敦和二哥付的。

　　蒋学峰说他当时告诉刘敦志，他弟的两个脚可能保不住了，要截肢。而且这个病村卫生室看不了，建议到省里的医院去治疗。“他们家情况比较困难，我讲了后，他二哥始终没有表态。”

　　后来的舆论责难落到了刘敦志头上，说他没有及时把人送到医院。对此郑九香颇替丈夫委屈，她说他们家也是种田为生，每年收入也就一两万块，一个儿子在县城读初三，每年花费要一两万，“全家人光糊口都很难，实在没这个能力。”

　　刘敦和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除了二哥和外嫁的姐姐，大哥和小弟都在上海打工，生活也都只能自保。得病后他们都没敢把消息告诉在外的兄弟。

　　刘敦和向记者透露，生病后他身上的钱只有200多元，还要留着买菜买油。

　　刘敦志把弟弟的情况告诉过村里的一位干部，希望他能写个报告向上面反映。“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叫我们兄妹们自己想办法。”

　　刘敦志说，由于自己的疏忽今年没有给弟弟买“新农合”———每人每年交70元，看病可以按比例给予一定的报销。他说，这之前他每年都给弟弟买，后来觉得“用不上”今年就没买。但郑九香却认为，“不是新农合的事，也不是能报销多少的事，当时我们连送弟弟到医院，交住院的钱都没有。”

　　割脚

　　他用几块玻璃茶杯的碎片，“割了三个小时，疼呀，人都已经麻木了”

　　在刘敦和近乎封闭的黑屋，床头的墙上被掏开一个砖头大小的洞。

　　那是在他卧床一个多月后，因实在难以忍受自己高度腐烂的臭脚的气味，找一位亲戚给挖的。这也是被疾病困锁的他与外面沟通的唯一窗口。

　　姐夫孟祥山回忆，大约4月的一天，他去屋里探望刘敦和，很快就被熏得跑了出来，“满屋的臭味，太臭了。”他找了刘的堂哥刘敦法。“我带着一根钢钎到了他家，里面臭得不敢闻。我跑到外面，从外往里打，给他开了个洞。”刘敦法告诉南都记者。

　　孟祥山说，那时刘敦和的双脚“已经烂完了，整个都是黑的”。

　　刘敦和在一个只有自己和病脚相伴的封闭世界里度过了怎样的时光，如今的他不愿意讲，外人也无人知晓。大约4月20日的这个夜晚———是否这一天，他、二哥、二嫂也都记不准了———他终于狠下心来，和自己的双脚做了最后的告别。

　　刘敦和对自己双脚的最后回忆，只是反复用“烂”、“臭”、“黑”来表达，那时双脚对他来说已经成了负担，“不好放到被褥里面，越捂越臭”，“睡觉想翻个身都不方便”。这是他下决定摆脱掉这对“累赘”的理由。

　　外面传他这天喝了点酒，借着酒的麻醉对双脚动了手。但面对南都记者时他予以否认，“没有喝酒，哪还有钱买酒喝?”他说他一直清醒，在那晚之前，早就想好了有一天要把双脚割掉。二嫂也证实，早前他就说过“我的脚疼，迟早要把它弄掉”之类的话。

　　说是双脚其实最后已烂到“吊起”———刘敦和说，能看到脚踝处的脚筋，“6根筋，一只脚3根”。这天晚上，他本来是要找平日用的刀片去割，但没找着，在一堆破烂中他看到几块玻璃茶杯的碎片，其中几片带尖的，他伸手捞了起来。

　　“割了三个小时，疼呀，人都已经麻木了。”他说屋里没灯，当时他头上顶着一个矿灯帽，在那束光的照明下，“慢慢刮，慢慢刮，先是把筋刮得细了，最后就割断了。”那个二手的矿灯帽，是他花15块钱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夜里的照明全靠它。

　　“四天四夜没合眼。”他告诉南都记者，割完后的极度疼痛，曾让他几次都认为自己活不过去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等死。”

　　刘敦志是在第二天给弟弟送饭时，发现双脚已经被他割掉的。“还放在床上，发黑、发臭、不敢看。”这个沉默的男人所能做的，就是帮弟弟包起已离开身体的这两只脚，悄悄地拿到附近的一个林场，埋到了林地里。

　　转机

　　上了电视节目后，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的刘敦和终于被抬进医院

　　刘敦和“自断双脚”的事情被外界所知，是在此后的10多天。此间，刘敦志说由于以前也找过村干部，“不管用”，也就没有再向村干部反映。在他的理解里，“这确实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和政府没有关系。”

　　而严桥乡负责民政工作的党委委员靳松也表示，今年2月村里曾向乡政府反映过刘敦和的病情，但当时也只说是脚部感染，并没有说病情的严重程度。后来一次发放救济的时候，乡政府让村里给刘敦和发过几百元的救济款。

　　转机发生在5月8日这天。

　　姐夫孟祥山介绍，5月初，一个在外地打工的远房亲戚偶然回家，听说了刘敦和的事，随后拨打了安徽经视《帮女郎》栏目的热线。5月8日晚，“自断双脚”的刘敦和出现在了该期节目的画面中。

　　次日“帮女郎”再次作了追踪报道。5月12日，刘敦和的一组图片被传到了网上，一时成为全国网友关注的热点。5月13日安徽公共频道“新闻午班车”、“夜线60分”再次对刘敦和一事跟进报道。

　　孟祥山开始感到了变化。5月10日他再次去乡政府时，乡干部给了他1000元钱，让家属赶紧把刘敦和送到医院，并告诉他乡里已经在为刘敦和组织捐款。

　　也是这天，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的刘敦和终于被抬进医院。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院方表示已为刘敦和安排好截肢手术，并会适当地减免费用。

　　院方介绍，刘敦和的手术费和其他费用在2万元左右，5月12日下午严桥乡政府已经派人将钱送到医院。该院骨科主任杨世友介绍，刘敦和得的病可能是血栓性闭塞型脉管炎，这种病若及时治疗很容易控制，但后来已发展到双脚坏死，目前只能从胫骨上端为他做手术截掉。

　　发在当地官方网站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刘敦和的事情经“帮女郎”报道后，5月11日严桥乡专门召开了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会，为自断双足困难户刘敦和捐款献爱心，活动共募集到善捐23350元，“受到患者家属的好评”。

　　乡党委委员靳松介绍，严桥乡政府还将刘敦和列为乡、村两级长期的救助对象。“他的年龄还不到申请‘五保’的条件，但下一步我们准备把他纳入乡镇低保，办到残疾证以后，我们可以给他申请更大范围内的救助。”

　　县民政局的领导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刘敦和处，并现场研究了对他的救助事宜。除送去1000元的救助金，特事特办为他申请“五保”，还当场落实了他痊愈后驻进敬老院等相关事宜。

　　另外，根据刘敦和本人的申请，乡政府将为其申请补办新农合的参保手续，定远县残联还将向安徽省残联申请为其免费安装假肢。

　　求助

　　当地不少面临类似困境的病患，从刘敦和一事中获得启发，主动找记者寻求“帮忙”

　　刘敦和自断双脚经报道后，民间的追问也投向当地农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新农合”。不过，定远县新农合管理中心副主任费广仁却认为，刘只是个极端的特例，其个人遭遇和新农合没多大关系。

　　他介绍，定远县新农合目前的参保率“接近百分之百”，像刘敦和这样没办的只是极少数。

　　费广仁说，定远县新农合从2007年开始，最初每人每年参保费是10元，国家相应地给予40元补贴。后来逐年上涨，到今年新农合参保费是每人每年70元，国家相应补贴达到320元。2007年全县新农合账户总额才3000多万元，到今年已经有3 .2亿元。对一般性的疾病，根据就诊医院的不同，除掉需自己负担的“门槛费”，患病农民能报销的比例可达70%-90%。

　　而账户资金的使用情况，费广仁说以去年为例，定远县新农合总额为2.7个亿，实际使用额达2.9个亿，超了2000万。这说明新农合运作积极，也基本能满足全县80万农村人口的基本医保需求。

　　费称从2013年起，作为安徽省首批的11个试点县，定远县又开始推行大病救助———自己支付超过2万元的部分，又可以再报销35%-40%。“大病救助不需要另交参保费，只要参加了新农合，会自动进入大病救助的范围。”

　　在实地采访中，南都记者在兴南村、严桥村等地做了部分入户调查，几乎所有的被访农民都买了新农合。但对新农合如何报销等具体规定，却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而走访中也发现，对一些特贫的农民来说，当遇到突如其来的疾病尤其是大病时，他们也会遭遇到和刘敦和类似的“入院难”的问题。

　　而当地几个正面临着类似困境的病者或家属，也许正是从刘敦和一事中获得启发，在大批记者到来后主动找到他们寻求“帮忙”。

　　刘敦和同村的徐善华是主动找到记者的病者家属。她老公的弟弟刘新传(音)也正面临着入不了院的困境。

　　她告诉记者，老公刘新如多年前患肝癌去世，老公的二弟刘新海几年前也确诊为肝癌，现在在家常年吃药。而最近的不幸是，老公的小弟刘新传也刚刚检查出肝癌，5月15日晚医生还在催他马上住院，否则会继续恶化。而他们的困境是，一入院就要交五六万元的住院费，他们拿不出这个钱。“借也没处借，一家人都在着急。”

　　兴南村下蒋组80岁的刘华芝也找到记者，她77岁的老伴蒋帮海因为肾病刚住进定远县总医院，老两口也在为出不起医疗费发愁。

　　在定远县总医院住院部11楼的病房，南都记者见到了躺在床上的蒋帮海。他5月8日来到这里，而他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二次住院。

　　第一次是今年1月份，他因冠心病住院10天，花了四五千块钱。两位老人很早就没有劳动能力，一直靠儿女供养。蒋帮海说他曾经多次找过村干部办低保，但村干部说他“有儿有女的吃不着”。

　　上次住院是儿子和女儿凑的钱，“他们也都50多岁，经济条件都不好。”

　　这次住院前，蒋帮海说儿子也打电话来了，但他自己也困难帮不上，没办法还是女婿先垫了钱。他说这次住院又得好几千块钱，老两口都在为医疗费发愁。

　　他们希望能像电视里报道刘敦和一样，也报道一下他家的困难。

　　5月18日，刘敦和入院后第8天，他的病房开始变得安静起来。这天中午他再次喝上了乌鱼汤，同样是喝得满头大汗。

　　一直陪护的二哥说，再有10多天他就能出院了，但对出院后的前景，他们还是心里没有底。虽然民政局的领导来慰问时告诉他们，出了院后可以进敬老院，但刘敦和说他可能还是会住在家里，毕竟亲人在身边放心些。而不管怎样选择，失去双脚后的他，未来的生活也都要面对太多的困难和未知。

　　而侄子刘贤波却有着另一种的担心，在刘敦和刚被报道时，全国各地的记者大波涌来，报道也是铺天盖地，但很快他们就都走了，报道也渐渐沉寂了下来。他担心，在失去媒体的持续关注之后，当地表态许给刘敦和的诸多承诺，尤其是以后的长期生活保障，还能否一一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