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济南一名城管要对一位抱着三四岁孩子的女商贩扣留时候发生争执。争执中女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城管见状也向女商贩跪下。事后城管称，下跪是为了与对方“平等对话”，也怕对孩子心理产生不良影响。

　　城管与小贩互跪，都打抒情牌，避免了另一种极端的可能。但这并不妨碍下跪执法，如同暴力执法一样是种管理病态。更重要的，从眼神执法、温柔执法到下跪执法里衍生出所谓“平等对话”的臆想，实际上是种天真——它与暴力执法的区别仅仅是以伦理倡导避免流血冲突，在人格上依旧没有平等对话。

　　学者熊培云曾说过，“非下跪不足以抒情，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在他看来，下跪“有时是一种用膝盖代替嘴巴辩论的急中生智”，试想，在情感天平上，公众情感是偏向于小商贩的，“被没收”、“下跪”的词语组合，足以在维权抒情上击垮公众泪腺；另一方面，城管百般辩论莫是，暴力执法不能，扑通一跪，顿时在情感天平上增加了很多分量。

　　然而，当事人和几乎所有围观者，在流泪喟叹之后，都很默契地默认了“平等对话”的结论。以为在伦理姿态上平等，便站稳了生活的脚跟。面对制度设计内的人格平等缺憾，却以为互跪便可实现“平等对话”。

　　这种情形发生在当下社会的各个角落：学生给老师下跪，以谢师恩；村民千人下跪求见市长一面，只因拆迁；医生集体下跪给死者家属道歉。下跪这个关键词，充斥着公众视野——既可能是诉求渠道单一，也可能是利益表达不畅，然而下跪的目的，却不外乎维权和抒情。在此基础上，以为得到对方开恩，便能看到“平等对话”的一丝光亮。

　　由此可见，民众“平等精神”的底线之低，以为平等是打温情牌后争取来的结果。但笔者始终认为：若非建立并完善权责明确、边界清晰的城市管理体制，那么城管小贩互跪，也只不过是平等的臆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