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施名医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辨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国民党废止中医案事件发生后,施老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