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嫖宿幼女罪 或将更好地保护幼女

　　废除“嫖宿幼女罪”，反而能够更好地保护幼女。这貌似一个悖论，连惩罚犯罪的罪名都“废除”了，还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吗？唯有细究，人们方能发现其中深藏的秘密。

　　提出这一论点的，是两位著名的女性。一位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教授孙晓梅，另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甑砚。作为女性，又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和研究的高级人才，其所见如此同一，绝非偶然。

　　孙晓梅的核心观点是：“嫖宿幼女罪”刑罚畸轻。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刑法》第二百三十六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罪”从重论处。情节一般的，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恶劣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与孙晓梅不同，甑砚则进行了实际调查，提供了调查数据：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理嫖宿幼女案件176件，判处罪犯240人，平均每年审理嫖宿幼女案约35起，判处罪犯约48人；但是，到了2009年，一年内公安部门就抓获嫖宿幼女犯罪嫌疑人175人。

　　从犯罪嫌疑人到罪犯，只差一个法律确认的程序。虽然公安机关抓获的还只是犯罪嫌疑人，但是，2009年一年抓获的嫖宿幼女犯罪嫌疑人，超过了2000年至2004年5年平均每年判处犯罪人数的3.6倍。这就出现了两个疑问：是嫖宿幼女案突然成倍地增多了呢，还是把“奸淫幼女罪”即“强奸罪”当成“嫖宿幼女罪”进行审理，从而“保护”了一些特殊身份的强奸犯了呢？如果真是嫖宿幼女案突然成倍地增多，就说明“嫖宿幼女罪”的设立，没有起到打击犯罪，保护幼女的初衷；反而是“鼓励”了犯罪，危害了幼女。客观地判断，嫖宿幼女的案件或许有所增加，但是，犯罪嫌疑人突然之间按照几何倍数增加，是不正常的。唯一的解释，便是“嫖宿幼女罪”成了某些特殊身份人物的保护伞、免死牌。

　　那么，“嫖宿幼女罪”究竟“保护”了谁？2008年泉州职业中学校长嫖宿幼女案、2009年云南富源法官嫖宿幼女案、2009年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2011年陕西略阳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是几件影响较大的同类典型案件。人们仅从这些案件的名称中，就能清晰地看到，“嫖宿幼女罪”实际“保护”的是谁了。它“保护”的，就是所谓“法官”、“中学校长”、“ 公职人员”一类具有特殊身份的人。

　　“嫖宿幼女罪”一经设立，就等于承认了幼女卖淫的事实。而我国法律规定，十四周岁以下的女孩子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尚不具备责任能力，即便违法也一概不负法律责任。由于幼女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而，“幼女卖淫”是被引导，被欺骗，被利用，甚至是被强迫的，正因如此，所谓“嫖宿幼女”实际就是“强奸幼女”，应当而且必须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以“强奸罪”从重处罚。

　　废除“嫖宿幼女罪”，进而从重惩处犯罪分子，从而更好地保护幼女，不是悖论，而是切实打击犯罪，关怀未成年人，特别是关怀女孩子健康成长的好建议。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大代表孙晓梅和政协委员甑砚可谓心系女性，别具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