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医药市场上的廉价药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黄牛的倒卖生意。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盒治疗罕见的婴儿痉挛症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正常零售价只要7.8元,但在很多家医院却难觅踪影,而“黑市”上的售价竟超过了4000元,即使是这样的“天价”,由于药品本身的稀缺性,也仍然不容易买到。
其实,廉价药出现“药荒”已经不是新鲜话题。早在5年前,我国就出现过“救心药”鱼精蛋白缺货现象。而在今年的4月,成都某风湿性心脏病患者在入住医院等待手术的过程中。医生却告诉她,因为缺少名为鱼精蛋白的药,手术没法进行。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等药救心”的患者是何等焦灼。
廉价药每年消失几十种
近年来,廉价救命药临床短缺并非个例。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曾表示,廉价药品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
2011年,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物一般有500多种,而医院廉价药缺口已高达342种。其中,212种药的价格在30元以下,130种药价格在10元以下,10元以下的短缺药中,5元以下的药品占了69%,3元以下的占42%。
由于廉价药的中标价被一降再降,当便宜到没有利润乃至亏本时,等待它的命运就是自动停产或者改头换面。
换“马甲”变“新药”价格攀升
在政府招标过程中,一般而言,招标的原则是“低价优先”,在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谁家价格低,就用谁的。如此一来,小企业以牺牲质量来压低竞标药价,大企业出于对品牌的保护拒绝“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是不少大企业反而在廉价药的生产中败下阵来。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招标过程中,小的企业恶意竞争,有意降低价格,使得中标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廉价药中标就非常低,远远低于成本价,这就使得企业没法继续生产了。武汉市某医院药剂科科长沈君华(化名)直言,因为成本上涨,中标药企放弃生产或向医院断供的例子越来越多。
面对微薄利润,甚至无利可图的廉价药,厂家出于市场本能通常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淘汰,要么“研制”新药。同一种药,换个名称,换个包装,换个批号,身价就可以翻上几倍甚至几十倍。
对于药企,药品生产许可证号是宝贵资源。一种新药要获得国家批准通常需要3年。一些药企出于利益驱动,干脆给廉价老药换上新马甲,如此一来,一些廉价药脱掉“廉价”的外衣,在“改良”幌子的全新包装下,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所谓新药重出江湖。而这每一次“蜕变”,都意味着价格的飙升。以消炎药为例,从四环素到阿莫西林再到头孢的蜕变,与之紧随的就是价格从几毛钱到四五元钱再到二十多元钱的攀升。
涨价并非廉价药“新生”之道
今年4月,国家卫计委等八部委联合发文,明确“取消最高零售限价,让廉价药生产企业能够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定价”。此后,国家发改委发布《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廉价药品目录》,取消530种药物的最高零售价。这一系列新规的出台,给廉价药涨价亮了“绿灯”。那么,问题来了,提价能让廉价药迎来“新生”吗?
有药企相关负责人认为,之所以出现廉价药短缺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价格太低”,而随着原材料、人工、物流等成本的上升,一些廉价药生产成本逼近售价,因此企业不得不停产,解决之道则在于“提价”。然而,对于提价拯救廉价药的做法,也有药企负责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虽然廉价药涨价是一种保护性措施,但在目前高价药风行的状况下,廉价药依然很难生存。而且,按照目前的定价标准,就算涨价,对于生产企业的利润而言还是杯水车薪,让其重回患者手中难度不小。
其实早在2006年至2008年,北大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曾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就短缺药品情况做过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看,一些药品之所以短缺,并不完全因为价格低。有的是因为非常规、用量小,有的是因为毒副作用大,有的是因为生产要求高。分析认为,对于短缺药品,如果不加认真分析,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提高价格,很可能保护了落后药品,保护了落后企业,对医药产业不利,对群众健康不利。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也撰文指出,保证药品的生产、供应、使用,需要有系统的政策性保障措施,而不仅仅只是管理价格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要用市场的手段促使政策发挥出作用。
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政府则天然负有保障民众生命与健康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在不少传统廉价好药因为市场原因出现缺货情形下,政府有必要通过有形之手实施调控,保障市场供应,让广大患者能够购买到、使用上传统廉价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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