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母亲溺死脑瘫儿日前案发后，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走过13年含辛茹苦的坎坷路，这位耗尽了钱财，也耗尽了心力的母亲，在最绝望的时刻，选择了这样一种悲剧的了结方式。

　　其实，在疾病面前，在孩子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已经发生过太多的悲剧，这都呼唤社会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制度，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健康救生圈，也是为家庭撑起一把希望的保护伞。

　　我国医保从国有大型企业城镇职工开始覆盖，然后覆盖所有城镇职工，再到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与此同时，职工医疗保障要高于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医疗保障水平，这使得未成年人的保障水平也低于成人。不论在覆盖次序上还是报销标准上，当前做法都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不相符合，这也是前述悲剧的源头之一。

　　笔者认为，专门的未成年人医保制度应尽快建立，尽管并不意味着要另起炉灶，但至少应达到以下三个标准。

　　首先，覆盖所有未成年人，为所有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可获得医疗保障的平台。

　　这无需都由政府埋单，而应区别对待，用有限的资源设计最科学的制度。对于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未成年人医保制度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监护人有渠道和义务为其孩子购买保险，根据自己的财力按不同标准购买。对于低收入家庭，则由财政补贴保费。

　　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未成年人纳入医保的途径，可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设计，如通过父母所在单位的家属保险计划纳入，也可通过自由购买方式纳入，还可通过税收等政策来约束和鼓励家庭、企业购买未成年人医疗保险。

　　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资源节约和负责任的制度设计。我国福利院超过90%的孩子为残疾或身患大病，大部分是弃儿。国家目前对这些孩子进行免费手术和治疗，然后再通过收养或寄养方式让他们回归家庭。这一成本其实很高。

　　从笔者参与的调研来看，很多家庭遗弃孩子，是为了让其活下去，一半以上的孩子被遗弃在医院，即使遗弃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有的父母会在身上留个条，如说“救救我的孩子，来世做牛做马报答您”。如果有健全的未成年人医保制度，让家庭看到孩子生存下去的希望，这些孩子中很大一部分就不会被遗弃，能留在自己父母身边得到更好照顾，国家为此支付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其次，由中央统筹，通过政策和资金为未成年人设定满足实质需要的最低医疗保障标准。

　　我们的医保制度由地方财政支持，很多地方还只是县域统筹或市级统筹，造成医疗保障制度的“倒三角”，越贫穷，保障越不力，如东部发达省份有的报销限额可以达到30万元，而一些贫穷的地方，报销限额只有1万元。

　　生病不像吃饭穿衣那样贵贱由人，病来如山倒，生死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治病时效不能打折。1万元对于大病往往是挽救不了生命的。正是因为这样，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还通过联邦拨款和州配套的方式，实现儿童医保的全国统一最低标准。

　　如果说做不到医保的全国统筹，是因为缺钱还是因为缺乏制度设计的智慧？孩子们同在祖国蓝天下，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不应该差别对待，不应该因为生活在这个城市就可以活得健康，而在另一个城市就得冒着夭折的风险。

　　中央统筹还来自于另外两个现实需求：一是我们国家存在大量的人口流动，单农民工就有2.26亿，过低层级的统筹会使大部分弱势群体难以享受医保；二是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异地就医很普遍。如果对所有成年人建立全国统筹的医保体系尚有困难，那么可先从未成年人开始试点。

　　再次，建立区别于成人的医疗保障标准。

　　目前未成年人医保主要混合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农合中，跟成年人在报销病种、报销范围、报销额度、报销限额和支付方式等方面都没有区别。有的地方对城镇居民推出了“一老一小”政策，似乎对未成年人有特别关注，而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发病率显然不在一个档次，将老小放在一起保障，未成年人实际上是吃亏的。

　　因此，应对未成年人制定单独的医保政策，以满足其实际需要及最大利益。如保险范围要扩大，以脑瘫为例，目前大部分地区都规定，脑瘫的康复费用不纳入保险范围，而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脑瘫患儿而言，其主要治疗依赖康复，而且早期干预非常重要。未成年人发病率低，在保障标准上也应高于成人。另外，在支付方式上，应在未成年人医保领域率先实现社保直接结算的方式。如果采用先支付后报销的方式，对不少大病未成年人家庭来说，医保制度仍将是水中花、镜中月。（ 张文娟 作者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