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失业之后都会做外卖员来增加收入的，但听说最近有失业大军涌入外卖员行列导致骑手收入腰折这是怎么一回事？做外卖员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失业大军涌入外卖骑手收入腰斩

池子多出来很多鱼

又一个深夜，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的。罗颂所在的出租屋，是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经塞进了接近30位外卖骑手，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醒来之后，罗颂更睡不着了，他的心里填满失落感。罗颂是山东人，今年年初刚来北京，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的专送骑手，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发现，这活儿没有想象中好干——拥挤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让罗颂感觉到逼仄的是，整个外卖骑手群体的爆满。

3月，春暖花开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罗颂一样的新骑手，就像春水化冻，池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鱼。往年春节后，外卖行业会有一段时间人手紧缺，为了保障运作，2023年2月，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行动，再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还花了1个亿，用各种方式来招聘新骑手。

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用工荒没有到来，50万个岗位正在以光速饱和。另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冯祥说，年前，自己所在的站点还只有30来人，如今，站点扩充到快90人了。冯祥来自河北，已经在北京跑了7年外卖，春天是外卖淡季，气温回升，人们更愿意出门吃饭，单量会变少，但骑手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头一回。

和罗颂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长义，已经跑了两年外卖。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时候，丁长义喜欢给大家做锅包肉吃，有人凑锅，有人凑调料，丁长义下厨，就能做出一顿锅包肉，省钱。但就在两个月前，突然来了很多新人，这才换了大宿舍。这之后，属于个人的空间少了，丁长义失去了下厨的机会，“薪资低，带锅来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组团来的年轻新骑手，“不跟你一条心”。

新人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罗颂和丁长义所长期驻扎的站点，属于热闹的北四环商圈，一天的单量在2300单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能跑30单。他们计算过，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线的骑手就可以送出15-20单了，30单的总量即意味着，除了中午和晚上，骑手们几乎没有订单可跑。

于是，下午两点，骑手们纷纷空闲下来。罗颂和骑手们喜欢聚在和府捞面，闲聊、睡觉、大眼瞪小眼，因为只有这里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座位，能够让没有订单的时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点半，这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没单”和“降薪”展开。

罗颂是这个话题的积极参与者，他本就是冲着高薪来的。最开始，罗颂还是在短视频上刷到招聘广告，里面写着，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入职之后，罗颂问老骑手们，这些宣传是不是在骗人？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工资转账记录，“一年不少挣”。

看着那些数字，罗颂更加充满信心，他觉得“来对了”——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奉行多劳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单，按照一单8块5计算，干满30天，就能赚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资不到8000元，比预期减少太多。

不过，新人往往很难抢得过老人。闲谈间，女外卖员焦蕾说起，这段时间，骑手群里来了不少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和罗颂一样，是冲着“赚大钱”来的。其中，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广告，独自一人来北京跑外卖，结果单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来，才跑7单，第二天跑了10单。同是老乡的焦蕾看不下去，给小姑娘介绍了一家奶茶店，让她到店里学做奶茶，“好歹是门手艺”。

26岁的田橙子才跑了两天外卖，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单，收入100多块，比他预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销没少，电动车的租金一个月700元，挤得像罐头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价，这个晚上，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盖饭，都得18元。

争夺饵料

对于罗颂、田橙子这样的新骑手们来说，他们刚刚进入水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氧气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来。

田橙子的18单，午高峰有9单、晚高峰有8单，剩下的一单，是他整整等了一个下午，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站长，让站长派来的一个宝贵订单，距离长达3公里，专送骑手们基本不会接这么远的单子，送完这单，他花了一个小时。

罗颂则选择早起，再多送两个小时的早餐时段。前两天，他因为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没赚上钱，还赔了800块。为了弥补，罗颂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3点才下线，两个小时之后，罗颂睡醒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而身经百战的老人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长义感到很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丁长义今年41岁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容易够到的小目标，每天只要跑到35单就下班，不然一天没得赚。但从上个月中旬开始，订单少了，他只好选择一直在线，每天变成“一单一单地熬”，一个小时能多上一两单，熬到快11点，才能完成任务下线。

这大大减少了丁长义的休息时间，回宿舍倒头睡，睁眼就得上线，“就像到点开机的机器人”。以往，晚上7点就能收工，丁长义会约上自己的骑手好友，一起骑车去什刹海、天安门走走，这是难得的、属于丁长义的时光。

37岁的刘大海，和丁长义有相似的疲惫感。他应对竞争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个订单。在美团专送，骑手们的订单都是系统派单，但每个人每天有3次转单的机会，于是，一些太难跑的订单，刘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个高档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再远的单元楼，都得步行送进去。往日，接到这个小区的单子之后，刘大海会转单出去，像田橙子这样的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下。

但现在，再遇到这种单子，刘大海不敢转了，能多跑一单是一单。相比起疲惫，收入少更让刘大海着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岁，都是用钱的时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钱，一天一包烟减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时候就喝口水。刘大海特别喜欢吃菠萝，但这几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几个大泡，吃着嘴会疼，不过这样正好，能再省下一笔菠萝钱。

没有订单、收入锐减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所有的骑手，大家正在习惯一个新的事实——外卖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骑手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比如饿了么骑手冯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那一天，冯祥隐隐有些兴奋，“因为好久没有爆单过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给手机带上防护套，冲进大雨里，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跑几单。最终，冯祥跑了50多单，已经是两个月来单子最多的一次，赚了400多块。

冯祥说，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场最后的挣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赚多少钱”，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这一天，冯祥收到了2个差评，其中一个，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卖柜满了，他赶着送另一个订单，来不及解释，就把外卖放在快递柜旁边，大雨淋湿了外卖盒。回想起那个决定，冯祥有点后悔，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他跑了7年外卖，以前从没有连续犯错过，也不会着急这几分钟，总是等到客户下来拿，因为一旦有差评，就会被罚款。

“是太低落了吗？”冯祥问自己。这段时间，单子少，单价还降，那天下大雨，他听说，之后的恶劣天气，不会再有2元一单的补助，虽然消息真假要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才知道，但他还是一下子泄了气。

老天好像也在劝退冯祥——拼尽全力的结果是，赚400元，却送错2单，被罚1000元，强制下线7天。

水温的变化

收到处罚结果的时候，冯祥感到十分诧异——罚金变高了。两个差评，每个都被罚500块，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惩罚力度。不止如此，站点还在4月1日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晨会，晚到罚款200元，缺席罚款500元。

冯祥有些不开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觉得我们走不走都无所谓了，不需要你了，觉得这里管得严、不舒服，那你就别干了”。

事实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维系一套公认的运作法则。此前，对于外卖骑手们来说，这种生态的基础法则就是，骑手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团站长吴楠说，在外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随时调节外卖员的数量。他们会在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在美团专送内部，也有很多外卖员是不稳定的，他们会跑一段时间众包（指没有站点的临时骑手），再跑一段时间乐跑（指专门跑一些远单的临时骑手）、畅跑（指专门跑一些近单的临时骑手），但原则都只有一个，“哪里的单价高就去哪里”，就像鱼能够自由地活动在开阔的水域里。

对于骑手们的这种流动，站长们往往持默许态度，并不在意，因为骑手是珍贵的。早几年的时候，各家外卖平台展开骑手抢人大战；后来，兴起的网约车、同城、闪送服务，都在和外卖行业抢人；疫情时代，外卖骑手更是“香饽饽”。

冯祥记得，这几年来，工作的确好干，站长们也愿意和骑手们搞好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有订单超时、差评，只要站长不上报，就不会处罚到自己。冯祥最感动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资还没有发，他把情况告诉站长，对方果断地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冯祥当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站长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显然，情况变了，外卖骑手数量正在飞速增长。美团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吴楠说，今年，应聘者比往年更多，他们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绍成功一个，会给几千块钱的推荐费，现在，推荐费从两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时，吴楠也开始在意起了稳定性，“跳来跳去的那种骑手，我们就不招了”。不仅吴楠在意，很多骑手也不愿意再流动，吴楠观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来，“就跟突然醒悟过来一样”。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里的情况都不好”。比如美团乐跑，往日不限班次，单价虽然低，但单量多，骑手们想跑多久都行。但现在，乐跑开始限制骑手们的班次，划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骑手没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单量，会直接断线，吴楠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报名乐跑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富余。”

这样一来，更多的众包骑手，选择固定下来，加入到站点的团队中。上个月，美团的罗颂和丁长义收到通知，4月开始，众包的单子划到了专送池子里，他们的单子稍微多了一点，但单价从原来的8块5，掉到了6块3。饿了么的冯祥说，以前，一个月跑到500单以上，单价会从每单7块涨到每单8块，但现在，需要跑到700单以上，才能拿到每单8块的单价了。

而对于这些改变，一些骑手选择了接受，他们停止游动，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生机。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为一份工作，外卖骑手曾经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在罗颂所在的站点，每个骑手都能说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经历都能对应一个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是它们吸引着有着不同人生路径的骑手，最终汇聚到这个池塘里来。

对于冯祥来说，选择做骑手，是因为它足够“自由”。26岁的时候，冯祥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在此之前，他曾经去过廊坊的京东方，做工人，但冯祥觉得“不自由”，连抽烟都不让。但送外卖不一样，没人管，冯祥刚到北四环当骑手时，路过鸟巢，就能进去转一圈，这让他感觉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里，外卖骑手几乎是他们流转的最后一站。比如41岁的鞍山人丁长义。原本，他有过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单位做货车司机。但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赚点奶粉钱，于是白天跑货车，晚上去做代驾，半夜，疲劳驾驶，丁长义撞上了一辆小三轮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他丢了工作，赔了5万，被吊销了驾照。

丁长义愧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个月，出来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东北的三线城市，要人的工厂也少”，他唯一的选择是去鞍山轧钢。去年，丁长义听说，在北京跑外卖能赚钱，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偷偷来了北京。这件事，直到丁长义被隔离、很久回不去老家，家里人才知道。

这个时候，丁长义已经40岁了，只有跑外卖没有年龄要求，也不会追究过往。

37岁的刘大海也是这样。而他选择做外卖骑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缺钱。几年前，刘大海从哈尔滨南下，去广东开烧烤店，选址失败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闭了，他亏了28万。这是他第二次欠债，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尔多斯的矿上拉煤，买了一辆车，贷款70万，结果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赚，他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骗局。

为了还债，刘大海来了北京。他考虑过做代驾，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得赔钱，他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自己负债几十万，“不能出什么岔子了”。

对于刘大海而言，做骑手是没有门槛的、安全的、赚钱的，更重要的是，跑外卖对应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有努力就有收获，这能让骑手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产生“生活可以渐渐变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刘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车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饭钱，还能剩下5000块寄回家里。他一度觉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继续跑外卖，直到还完租金、重新创业。

正是这些优势，让骑手工作成为一种兜底的选择。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来许多，这让池塘显得狭窄，更磨灭了骑手这份工作的优势。

新骑手罗颂和田橙子，原本也是冲着这些优势来的。罗颂的经历则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为疫情，山东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罗颂开的鲁菜店倒闭了，这让罗颂感觉到极大的落差——店里之前能做到一天一万多的流水，结局却是亏了20万。他爱面子，也缺钱，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来北京做骑手。有人问起来，在北京做什么？罗颂都模棱两可的回答：“上班。”他想着，赶紧把债还完，再回家。

而26岁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结伴来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两人已经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这四个地方周转过。

那个时候，两人都没有预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会如此漫长。在湖南待过的那个电子厂，今年2月就没活儿干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赚3000来块钱。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装卸工，而且工资能到8000元以上。于是，二人又从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传都是骗人的”，田橙子形容，不仅工价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试，一个只招10个人的岗位，有70个人拉着行李箱面试，厂里的管理员还说，“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么多活儿”。

在天津待了一个月，试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辈们一样，田橙子终于流入了骑手的池塘。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骑手已经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经过最后一场暴雨中的挣扎，跑了7年外卖的冯祥，打算回家了。

冯祥并不适应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仅仅是为了可观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庄，加盟一家餐饮店，或许是喜茶，或许是鲍师傅，冯祥没有仔细调研过这两家店，但取单的时候，总看见这两家店排着很长的队。

除了开店之外，冯祥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外卖这份工作，能让冯祥得到“立竿见影”的工资，但也让他不忍心浪费时间去做别的事。冯祥说，几乎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跑外卖，“干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效益”，如果是学别的技能、转行，都对应着极高的成本。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知识焦虑，当周围人提到“KPI”“CEO”这样的术语，他会凑上去问，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能多学几个单词，能有一点点收获。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两年，冯祥和妻子协议离婚了，因为妻子觉得，冯祥一个人在北京跑外卖，却不在意家里，也不在意她。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羡慕自己的发小，他前几年开车做运输，赚了不少钱，最重要的是，有时间陪孩子去三亚旅游、去游乐园玩，刷到发小的朋友圈时，冯祥觉得，自己虽然赚了几年钱，但“没选对行业”。住在狭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没有生活，变得颓废，两个月才理一次发。

如今，是该跳出池塘的时候了。冯祥算了算，现在自己每个月只能赚5000块，往家里打钱的时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两千，需要用之前的积蓄补上。他安慰自己，或许这是一个契机，能让自己重启一种人生。

外卖行业本就像一个蓄水池，骑手这个职业，很开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帮助一些面临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也能为亟需获得收入的人缓解生存压力。但这份职业很难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实现了外卖行业的职业晋升，从骑手做到了站长、城市经理，有些人则完成了转换赛道的经验积累，完成过渡后选择离开，只有一直想赚钱的人会留下。但现在，月入过万已经很难，这个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还有刘大海，他还有债务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这几天下班，他绕着宿舍附近的小吃摊绕了好几圈，打算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刘大海觉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入行太晚，当然，他也听过一些江湖传说，“送三年外卖，能开着卡迪拉克回家”。

站长吴楠预料到了这些人的离开。他说，每年三月，总有一波人来，到五月的时候，总有一波人离开，他将其归因于“生态”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难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会选择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岁的田橙子，还需要在池塘里熬过接下来的28天——他已经交了700块租车费，800块房租，不能浪费，再怎么差，也需要把这个月撑完，再做打算。

等单的那个下午，田橙子点开了一集动漫，是他最喜欢的《吞噬星空》。在这部动漫里，他最喜欢一个叫罗峰的角色，点开百科网页，罗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让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别墅。田橙子说，这也是他的梦想。

一集动漫的时长很短。看完之后，田橙子重新点开骑手界面，等待系统给自己派单。

外卖员需要什么条件

外卖员需要的条件：不限户籍、不限学历、不限性别，只要符合法定用工年龄，身体健康，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中的APP和导航软件，并且沟通无障碍就能够胜任。

大多数外卖送餐员招聘商家都要求年龄在18~45周岁，也有放宽至不超过50周岁年龄限制的。18周岁是法定用工年龄，满足这个基本条件才能正式进入工作岗位；超过50岁的人在体力和精力上未未必能够承受外卖送餐员的工作强度。

外卖送餐员服务于餐饮、食品行业居多，对身体健康状况有一定要求，不能有容易传染的疾病，正规的招聘商家会进行健康体检，并办理健康证才能入职。这也是对点外卖的顾客负责任的态度，所以需要对健康状况心中有数。

外卖员可以兼职吗

外卖员可以是兼职和全职。兼职就是什么时候有空就可以出去跑跑,送一单就有一单的钱,工资是日结的。全职则相当于普通上班,每天需要送够一定的单量,工资是月结。

外卖员有底薪吗

专职的外卖员有底薪,有保底单量。兼职外卖员是没有底薪的。以确保专职外卖员能够赚取足够的底薪工资。比如,专职外卖员每个月最低单量是六百单。也就是说,一个月你必须要送够六百单,你才能挣够自己的底薪。这些保底单都是公司为外卖员量身定做的。别的兼职外卖员是不会得到这些订单的。也只有专职外卖员不足了,这些单子才会配发给没有底薪的兼职外卖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