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依靠暴力来解决的,暴力伤医只会让医生很受伤。面对暴力伤医事件该怎么治呢?小编带您去看看医生是怎么看待暴力伤医。
一问:医暴伤害的只是医生吗
影响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公众也是受害者
记者:在公众的意识里,伤医事件似乎与自身无关,如何看待这种旁观者心态?
余可谊:医院暴力是没有底线的,既然是暴力,对象就不分男女老少;既可以袭击医生、护士,也可以袭击医疗场所内的其他人士,如病人、病人家属;可以发生在最基层的诊所、卫生院,也可以发生在最负盛名的大医院;可以在公立医院肆虐,也会在私立医院屡屡发生。
有人惊诧于部队的高级医院也沦陷于医院暴力之下,这里面有两个认识误区:一是仅仅把殴打、杀害等性质比较严重的暴力事件才视作医院暴力,而实际上医院暴力包括任何形式、任何途径的语言辱骂、威胁、攻击,我不相信之前没有人辱骂过这些医院的护士;二是高级医院、高级大夫可以免受医院暴力的袭击。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当今的中国,别说是医生护士,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医院暴力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医生、护士是暴力伤医首当其冲的直接受害者,越是基层医院,得到的保护越少。
不过,社会大众应该意识到自身也是医院暴力的受害者。医院暴力干扰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会影响到医疗系统的服务供给能力,造成医务人员普遍的职业倦怠和不安心理,最终影响到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记者:站在医生的角度,怎么看待暴力伤医?
余可谊:医院暴力是工作场所暴力的一种形式,受害者可以是医疗场所内任何一位人员。如果对医院暴力行为采取姑息态度,按照“破窗理论”,这种纵容会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曾经有国家在关于工作场所暴力的预防指南中指出,如果可以确定工作场所存在暴力的危险因素,那么雇主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可以预防暴力的发生或者将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医院暴力事件此起彼伏,表现形式和恶劣程度具有偶然性,但并非不可预防,至少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降低医院暴力的发生率、减少严重事件导致的重伤和死亡率。
基于这个目标,应该对医院暴力采取零容忍。这种对策并非是以暴制暴,也并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暴力发生时的应急处理,而是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将恶性事件化解在早期,从制度上保障医生、护士的人身安全。
二问:如何撑起护医安全网
医院和卫生部门应提供足够保护
记者:面对医院里的暴力,医生希望医院做什么?
余可谊:有人说,医院暴力零容忍只是一个口号,并无实际作用。确实,如果只是医生呼吁对医院暴力零容忍,更像个口号。那么问题来了,实施“医院暴力零容忍”的主体是谁,是医生吗?显然不切实际。医院暴力问题实质上是医院管理问题,从更大的层面上看,是社会管理问题。
作为医护人员,我们不奢求医院暴力的零发生,但我们可以要求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给予我们足够的保护,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现有的人事制度来看,公立医院的医生是医院的雇员,更是国家体系中的干部。他们是广义上的政府雇员。于情于理,医院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医院暴力问题的解决负有责任。英国国家卫生系统对医院暴力有公开的零容忍宣言,正告患者应给予医生尊重和尊严,不容忍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不希望医护人员受到任何形式、任何途径的语言辱骂、威胁、攻击。
记者:患者应该给予医生应有的尊重,但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前提:医生首先给予患者负责任的治疗?
余可谊:医院暴力零容忍在时下的中国仍是超前的理念,若没有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必将举步维艰。
而医院暴力零容忍要想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当然不是无条件的。作为医者首先得真心实意、用专业的知识和素养给患者服务。如果对患者漫不经心,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实际上就是置自己于危险的境地,甚至危及同事。可以说,对病患尽心尽力虽然不能保证一个医生免受医院暴力的袭击,但仍然是医生个体能够采取的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美国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在医院暴力零容忍的警示中,首先承诺医生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充分的照料,同时要求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不得有任何辱骂和暴力行为。
三问:治医暴有没有特效药
建立报告制度和警报系统,改进医院服务质量
记者:对治理暴力伤医,有何建议?
余可谊:首先建立最基本的两项制度:医院暴力事件的报告制度和针对医院暴力的医院警报系统。
如果把医院暴力视作一种社会疾病,它已不是一种罕见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如果没有最基础的医院暴力事件报告制度,任何管理措施的改进都无法评判效果。这容易给少数医院管理者一个懒政的借口,不公开、不透明,所以也就不负责任。
针对医院暴力的警报系统和安保系统应该成为医院的基本设施,这应该成为考核医院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其次,呼吁限制、禁止醉酒人士进入医院。
对于醉酒的患者,医院应有合法的权利在诊治过程中予以人身限制和镇静处理,以防止其攻击现场的医务人员、其他病人和家属。医师协会等行业组织应推动这项措施的标准化流程制定并予以推广。对于醉酒的陪伴人员,医院也应该有权利拒绝其进入,并有相应的保安、警力来执行上述措施。
醉酒人员在医院急诊室属于高危因素,我们应该像禁止酒驾一样防止他们伤害其他人和自己。换句话说,假如医院不对醉酒人员及其陪护人员采取合理应对措施,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既置医生、护士及周边人员于危险境地,也让这些在医院醉酒闹事人员事后追悔莫及。
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情况很常见,可以尝试将120与110、119等应急电话合并联动,在急救团队中配备警力或者防暴器具(如警棍),或者招募退伍军人、武警参加急救团队,或者对急救工作人员进行防暴培训,学习一招制敌的防身术。
当然最根本的,是要改进医院服务质量和服务流程。医生应该避免去激惹已经气愤不平的病人,以防止自己成为怒气宣泄的对象。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化解病人的怒气。
还有一些细节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譬如在门诊,让病人和医务人员分流,设置专门的医务人员过道;在住院部,医生的办公室与病房分开,办公室配备很好的门禁系统。
延伸阅读:20天内连发十余起暴力伤医案
6月16日上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该院放疗科一名男医生在电梯口被一名鼻咽癌患者泼汽油大面积烧伤。据介绍,被烧伤的医生覃某烧伤面积达30-35%,其中3度烧伤达15%.
从5月28日发生在湖北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伤医事件算起,不完全统计,最近20天内,全国范围内公开报道的暴力伤医事件至少已有12起。
6月3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一名护士因住院病房安排问题被殴打;同日,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人民医院一名内科医生在参与抢救一位老年重症患者后,遭到患者家属追打。
6月5日,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刘医生因制止患者插队,左眼球被打破裂。
6月7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名值班护士被一名陌生男子用菜刀砍成重伤。
……“从去年开始,各地针对暴力伤医事件的专项治理就在多地展开,暴力伤医事件的数量和恶劣程度都在明显下降。”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表示伤医事件如今再度高频率出现,其原因多元,例如,导致伤医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心理没有根本改变,医院领导或者相关行政机关对于暴力伤医重视不够,甚至更愿息事宁人。
伤医事件为何屡禁不止?
其实,就在伤医事件频发的近期,5月26日,最高法通报,浙江温岭杀医案凶手连恩青已于5月25日被执行死刑。最高法还介绍,201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暴力杀医、伤医等犯罪案件达155件。
对于遏制暴力,早在去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计委就联合公布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明确将对医院内殴打或故意杀害、伤害医务人员等6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惩。
在更早的2013年10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还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升级医院的安保措施。
这份《意见》甚至细致要求,医院保安员数量应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
如此多的举措面前,为何伤医事件仍出现了频发态势?舆论分析,遏制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医患关系及其背后深层的体制困惑或许更值得剖析。
邓利强称,在现行医疗体制下,一些医院的投诉举报机制不畅,医生高强度工作,患者看病辛苦,这都是导致医患矛盾的潜在因素。
医患如何互相体谅?
医患矛盾的长期存在,其结果往往是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
今年5月27日,中国医师协会发布了《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的调查显示,近6成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调查数据表明,发生伤医事件时,院方采取不顾是非息事宁人和无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成以上,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很多医生感觉寒心。
在邓利强看来,对于引起医患关系紧张的“沟通障碍”,更需反思的是当前医疗体制有没有给医患之间提供良好的沟通环境。
在5月27日最高法举行的关于涉医犯罪的新闻通报会上,最高法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马岩介绍,据相关部门统计,201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76亿人次,比上年增加3亿人次,而同期医疗纠纷下降8.7%,涉医违法案件下降10.6%.“总体上,各地医疗秩序明显好转,医患双方满意度有所提升”.